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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一九一九:歷史的多重面相


來源:澎湃新聞網

原標題:回望一九一九:歷史的多重面相2019年5月2日至4日,“百年五四:人物及其觀念的多重面相”(Hundert Jahre 4.-Mai-Bewegung:Die Viel

原標題:回望一九一九:歷史的多重面相

2019年5月2日至4日,“百年五四:人物及其觀念的多重面相”(Hundert Jahre 4.-Mai-Bewegung:Die Vielfalt der Gesichter und Gesichtspunkte)研討會在德國圖賓根大學舉行。本次會議由圖賓根大學漢學系閔道安(Achim Mittag)教授召集,圖賓根中國中心(China Centrum Tübingen)與圖賓根大學漢學系聯合主辦。

會議主題有三個:“學生游行與國際局勢——五四探源”、“五四影響及其遺產”、“五四期間的語言、文學、文化應對”。會議報告的語言為英語和德語,在提問和討論環節還可使用漢語,東道主閔道安教授強調,這樣安排的目的,是讓所有參與者暢所欲言。

與會學者合影

5月2日有四場報告。

復旦大學歷史系王維江教授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王維江教授的報告題目是《五四之“新”》(What Is “New”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到底“新”在哪里?“新文化”?還是“新青年”?如果是前者,那么,思想文化的啟蒙更新至少在甲午戰后萌動,在戊戌維新失敗后趨于明朗,梁啟超呼吁以西方的先進觀念和制度刷新中國,各種“主義”的輸入正在此時,輸入各種“主義”的目的在于更新中國的政體、法律、工藝、人物、思想、學問,而一切更新的目的則在提高民德、民智、民力,最終實現社會自由和平等,民眾參政和自治。只不過,梁啟超在倡導新文化的同時,并未完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如果是后者,由“新民”而進入“少年中國”,也是梁啟超在清末新政之后的訴求。如果說“新文化”是啟蒙、是思想觀念的更新,那么,“新青年”則是實踐和行動、是尋找社會變革的主力。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提供了實踐和行動的不同方向,歷史的選擇未必理性,卻有合理性。

換句話說,五四之“新”,并非在于思想觀念,而在于實踐和行動。這正是五四的偉大之處,但這也造成五四的兩難。這一點,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曾謹慎反思——“思想狂熱,見解偏激,喜愛暴力,趨向極端”。反思并非責難,把后來的諸多激進思潮及其后果歸諸五四無疑是荒謬的,但也不應該無視兩者之間的關聯。

閔道安教授

閔道安教授笑言,王維江教授對梁啟超五四前的論述正好引出了他的報告主題——《影子人:梁啟超與五四運動》(Der Schattenmann:Liang Qichao(1873-1929)und die 4.-Mai- Bewegung)。閔教授從“小五四”的層面出發,梳理出梁啟超在北洋政府對德宣戰決策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探討了他在巴黎和會期間與國內官方和民間外交人士的互動,并運用自身的輿論影響力,從多個渠道策動政府拒絕簽約和學生游行示威。用歷史細節證實梁啟超不只是五四“局內人”,而且還是發起人。

閔教授還指出,在“大五四”的層面,梁啟超同樣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他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可說是第一部中國思想史,更是梁著《清代學術概論》的基礎,強調國家概念,以進化論來敘述歷史。梁氏提出“中國本有科學精神”、“古學復興”,又將康有為比作馬丁路德,對后來的青年學生,特別是胡適、新潮派影響巨大,實開“文藝復興”概念進入中國之先河。同時,梁啟超也是將“啟蒙”用作時代概念的第一個中國人。閔教授贊同余英時所言,由“文藝復興”到“啟蒙”的過程,與中共在北方的地下黨有密切關系。但同時也不應忽視赴法、俄等國勤工儉學的歸國學生,他們屬于左派,卻非黨員。而留學英美的中國學生卻不大使用這一概念,因為英國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將“啟蒙”用作一個時代概念。總之,梁啟超在五四運動中“比我們想象的要做得更多”,他是當之無愧的五四發起者。

王志華博士

圖賓根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王志華做了題為《歐洲的“山東問題”:上西里西亞》(Europas Kiautschou:Oberschlesien)的報告,從歐洲的政治和外交格局考察上西里西亞領土爭議的問題。和山東問題一樣,這一爭議體現了威爾遜對于戰后和平構想和權力政治現實間的張力。報告還探討了“民族自決權”的提出、“工具化”以至于“異化”的過程。威爾遜在《十四條和平綱領》中暗示的自決權主體被嚴格限制,僅適用于受德、奧兩戰敗國壓迫的中歐諸民族。而法國人則將其視為實施“勝者權利”的工具,企圖借此壓制德國的再度崛起。最后實施的公民投票演變成一場失敗的人類試驗,當地人民在大戰后被迫繼續忍受三年的暴力和動亂。上西里西亞問題的演化和解決,揭示出“自決”光鮮外衣包裹下列強“他決”的赤裸現實。

圖賓根大學漢學系博士生梁永報告的題目《拯救中國:滿人就該被指責嗎?》(Saving China: Were the Manchus to Blame? )他認為,康有為和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而部分滿人實際也推動了清末的文化革新,不應否定其作用。

王晴佳教授

5月3日,美國羅文大學(University Rowan)歷史學系王晴佳教授做了《個體化、地方化與記憶:近年來有關五四的歷史書寫》的報告(Individu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memorialization:the Rec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May Fourth),他從史學史的角度,總結了大陸和海外學者在五四運動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三個特征:聚焦個體的作用、關注北京之外的地區和城市、勾勒不同時期人們對五四的記憶、紀念和建構過程以及這三個特征之間的關聯。

如果說第一天的主題側重于揭示五四運動本身的多重面相,那么,第二天的主題則在于發覆后人對五四重構的多個側面。

田宇利

圖賓根大學漢學系講師田宇利(Ulrich Theobald)博士以《上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中文期刊上有關五四的文章》(Der Viertel Mai als Thema in Zeitschriften der 20er, 30er und 70er Jahre)為題作了報告。他詳細統計了“五四”一詞在上述三個時期中文期刊上的詞頻變化趨勢,并討論了時代精神的變化對文章內容所產生的影響,由此凸顯當下關懷與五四重構之間的密切關聯。

寧洲明

圖賓根中國中心執行主任寧洲明(Matthias Niedenführ)教授則從大眾媒體和娛樂的角度梳理了革命歷史題材中的五四建構,他在《記憶的塑造和演變——當代影視劇中的五四運動》(Shaping and Shifting Memories -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Film and TV Drama)的報告中介紹了當代中國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的生產過程,回顧了近三十年涉及五四的影視劇的基本情況,并現場播放了《我的1919》、《中國1921》、《建黨偉業》中的五四片段,探討了不同時期影視劇內容和側重點變化的原因。

李騖哲博士是圖賓根大學漢學系的博士后,他做了《五四之后國人對鴉片戰爭認識的變化》(Wie sich nach dem 4.Mai die Sicht auf den Opiumkrieg verandert),介紹了上世紀20年代以后相關歷史敘述逐漸變化以及被構建的過程,同時探討了這些變化與五四以后的社會思潮、抗日戰爭之間的關系。

圖賓根中國中心的博士生倉博宇和漢學系博士生張弛分別做了題為《章太炎與五四運動:一場進化論同“時代舊人”的碰撞》(Zhang Taiyan und die Viertel-Mai-Bewegung:Wenn Evolutionismus mit den alten “Reaktionär” kollidiert)和《科學與玄學論戰》(The debate o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in 1923---A Reconsideration)的報告。

最后一個報告是閔道安教授的《魯迅的短篇小說<風波>——神秘的代溝》(LuXun’s Kurzerzählung “Fengbo”,Eine rätselhafte Generationslücke)。他饒有趣味地解讀了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底蘊,指出九斤老太的感嘆并非出自老人的頭腦糊涂,其實反映出劇烈政治變革在鄉村影響的真實限度。在閔教授的引導下,與會專家學者還圍繞五四時期的“小人物”、“女性史”等話題進行了討論。參加討論的還有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張小貴教授、浙江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鄭薇薇副教授和圖賓根大學的部分學生。

座談會

5月4日,“吾思五四”(“Denk Ich an China am Tag des 4.Mai)座談會在當地中國學聯的協助下在圖賓根世界倫理學院(Weltethos-Institut)舉行。座談會由王志華主持,學生代表國棉、唐杰(Tom Frense)、張弛和曹左男分別從“身邊的五四”、“健康的愛國主義”、“世界與青年”、“反思科學”四個角度講述他們對“五四”體認和感想,由此體現出五四精神的長遠效應,尤其是漢學系畢業生唐杰講述了德國人健康的愛國觀念,即愛國的口號不能代替理性的思考,更不可挑起民族主義情緒。他的發言引起現場聽眾的積極提問和點評,呂澍女士從經濟和觀念變遷的視角揭示了愛國觀演變的背后因素,王晴佳教授指出美國式的愛國和中國式的愛國主義與其本國歷史進程及其歷史構建之間的關聯,王維江教授則認為五四的面相除了愛國,還有對現代價值觀念的接納,這應是五四精神的核心遺產。在場參與討論的還有圖賓根大學漢學系閔道安教授、舒耕德(Gunter Schubert)教授、朱丹薇女士、吳淑雄女士以及四十余位中德科研人員和學生。

座談會結束后,“面對五四”(Das Antlitz des Vierten Mai)藝術展在世界倫理學院大廳開幕。這次展覽由漢堡大學漢學系的倪少峰策劃,展示了他的裝置作品——由紅、黑兩種顏色的繩子結成的胡適和李大釗的抽象的頭像、鄧懷東先生創作的由五四領袖照片、油畫和當代青年照片三重重疊而形成的新面孔,凸顯五四面相的多面性和復雜性,而旅德朱丹薇女士依據五四口號而創作的書法作品,復原了五四的場景和氛圍,從而烘托出展覽的主題。該展覽與研討會的主題高度契合,實現了學術與藝術的有機互動。開幕式上,圖賓根大學哲學院院長Jürgen Leonhardt教授、世界倫理學院常務董事Bernd Vilhauer博士以及閔道安教授分別致歡迎辭,倪少峰先生隨后介紹了此次創作的背景,并對主辦方表示感謝。展覽將持續至5月31日。

[責任編輯:王嬋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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